说到宋代，人们就会联想起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造极说”着眼于整个宋代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曾经达到过的高度，给出的总体评价当然没错，而这正是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至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其核心观点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向近世的转折期。尽管对所谓“宋代近世说”持保留态度，中国史学界基本上也认同唐宋之际确实有牵动全局的深刻变动。当然，随着研究的推进，中国史学界对这种带全局性的社会历史的变化，认识也逐渐深化。具体说来，一是认为，这种变化与其称之“变革”，毋宁称之“转型”来得更恰当，而无论“变革”还是“转型”，都不是断裂式的，而是渐进式的，新变化中仍有旧因素延续的一面；二是相对于“唐宋变革”，学界也有“宋元变革”与“宋元明变革”的新观点。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倘若以一姓王朝而论，南宋当然是北宋的延续。宋高宗作为南宋第一代君主，乃是北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钦宗之弟，在帝统宗脉上远比东汉光武帝之于西汉帝系来得贴近，他也确是以北宋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另外，在政治制度与祖宗家法上，南宋也承袭着北宋，总体上没有全局性与颠覆性的更革。

不过，倘若细加推究，在立国形势上，南宋与金朝的对峙，相较于北宋与辽朝的对峙，从表象看来似乎类似，实际上却大异其趣。南宋疆域远比北宋逼仄，仅及北宋五分之三；在军事形势上更是险要尽失，金军的战力气势也更胜于辽朝，致使南宋始终处于金骑南牧的严重威胁之下。严峻的外部环境迫使南宋王朝在内外政策上应激性地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对外，更加缺乏自信；对内，进一步强化专权独裁，彻底关闭了自改革的大门。

美国学者刘子健最早洞察到从北宋末至南宋初在政治文化上发生了至关紧要的根本性转折，正是这一转折导致帝制中国从此彻底转向了内在。这一洞见在他的名作《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里有全面展开，“转向内在论”不仅对宋史研究，而且对整个晚期中国史研究，都具有范式性的指导意义。不过，也不能就此说，刘子健是主张两宋断裂的，他认为，这种转向有一个从宋徽宗朝发轫到宋高宗朝定局的演进过程，尽管其间有靖康之变那样的突发性事变，但作为政治文化的转向，仍是一种内外势运合力推衍的过程；而这一转向的最终推手就是那位号称中兴之主的宋高宗。

总之，植根于体制内的专制集权基因，为着因应生存空间的收缩与外部环境的恶化，再加上宋高宗的个人作用，无论总体的政治生态，还是具体的大计方针，南宋都呈现出有别于北宋的特色，两者不仅不能等量齐观，而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我们在考察南宋史时，一方面应该关注异中之同的承袭性，另一方面更应抉发同中之异的裂变性，尽管这种裂变不是那种陡崖式的断裂。

澎湃新闻：您近年一再强调“绍兴体制”，其内涵究竟怎么把握，与刘子健的“转向内在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虞云国：绍兴体制这一命题，应该说是借鉴并提炼了日本学者寺地遵的提法。他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里提出了“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概念，有时也称之为“和议体制”，但他对“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内涵指涉却有点模糊与紊乱。一方面，他意在以“绍兴十二年体制”来概括宋高宗朝的政治体制，所以主张宋孝宗朝还有一个“乾（道）淳（熙）政治体制”；但同又认为，绍兴十二年体制一经确立，“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贯穿南宋朝的基本架构与国家运营大纲”（上书230页）。至于他称以“绍兴和议体制”，则旨在强调这一体制包含着致力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然而，无论当时，还是其后，“绍兴和议体制”的实际内涵已经超出了军事与外交的领域。所以，我倾向用“绍兴体制”来指称宋高宗打造的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也许更概括，更到位。而政治体制一经确立，势必对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都具有全局性的覆盖功能，深刻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

近期我一直在思考，既然刘子健把“中国转向内在”的历史坐标点最终定位在宋高宗时期，而“绍兴体制”又是宋高宗一手打造的专制集权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延续与影响正是刘子健所说的两宋之际文化内向在政治体制上的具体表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在传统帝制时代，政治体制是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对其他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起着统领的作用。由此我想，“转向内在论”与“绍兴体制”两相结合，也许不失为是对南宋史作出通贯性解释的一种架构。

澎湃新闻：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都相当受瞩目，因为他们往往奠定了本朝历史的走向。在您看来，宋高宗朝的政治在两宋诸朝中有何特色？

虞云国：作为南宋第一代君主，宋高宗的自我定位感可谓充分自觉与相对清晰。一方面，他自许为北宋帝统的唯一合法的继承者，始终打着祖宗家法的大旗，意在向上直接媲美太祖、太宗；另一方面，他通过秦桧高调宣传自己是“中兴之主”。宋高宗尽管不是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却一手再造了南宋政权，他留给整个南宋史的政治遗产，就是与秦桧联手打造的“绍兴体制”。

如果说，从1127年的建炎南渡到1132年的驻跸临安（今杭州），南宋政权的政治主题是为生存立足谋取可能性，那么，从1132年驻跸临安到1142年绍兴和议最终成立，其政治主题则是打造绍兴体制。这十年间，南宋最高统治层以政治走向为中心进行了多方博弈，宋高宗也一度有过观测犹疑而举棋未定。所以王夫之说：“高宗之任二相（指赵鼎、张浚）也不专，谋和与战也不定”，直到最后才决定让秦桧“执诛赏之大权，诚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宋论·高宗》）。也就是说，宋高宗决心抛弃赵、张二相，起用秦桧专权，打造绍兴体制，是他深思熟虑的最终决策。

北宋立国以后，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逐渐进入最成熟的发展期，构建起包括对君权、相权与监察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机制，使其免于滑向专制集权。在宋代文官体制下，这种制约机制的运营成本之高与行政效率之低，是不言自明的。而在应对南渡初期存亡继绝的危局时，这种受制衡的君权明显有力不从心的症状。另一方面，面对内外大变局，宋高宗对“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尤其有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自觉。出于向金朝求和的“国是”诉求与对再削兵权的政治需要，他迫不及待地谋求逆转既有的中枢权力制衡结构。在君主官僚政体下，君权不可能代行全部的官僚行政权，必须借助相权作为最高行政权来运作整个官僚机器。而倘若容许原有制约机制继续对相权实施制衡，专制君主的权力意志势必不能顺利地经由相权指令各级官僚机构有效地推行下去。反之，由皇帝与其钦定的唯一代理人掌控相权的独裁模式，则足以彻底阻断其他官僚介入朝廷大政的决策程序，而仅仅以执行者存在，君主的独裁意志却能藉由官僚系统而畅行无阻。

以帝王术而论，宋高宗绝对是少有其比的高手。他之最后选择了秦桧，并且默许他登上权相之位，就是亟须有一个言听计从而强干有力的权相帮他确立并打理与绍兴体制有关的一干棘手政事，成则“圣意”独断，败则宰相代罪。所以刘子健将这对君相的权力关系精准概括为“君权独运，权相密赞”。绍兴体制藉此大功告成，不仅成为宋高宗朝的最大特色，而且深刻左右了南宋史的政治走向。

反观整个南宋政治史，绍兴体制确立的专制集权格局，尽管在不同时段有强弱隐显之别，却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南宋权相专政，累计长达七十年，令人侧目，也为其他朝代所罕见的。四大权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如果说，秦桧之为权相，完全是宋高宗出于打造绍兴体制之需君权独运而主动授权的，那么，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擅政，都是专权之势已成，而由在位的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无奈让渡的。这种专制集权格局在有的时段以君权独运的形态出现，在更多时段则以权相专政的形态出现。但无论出以何种形态，归根到底，都是皇帝与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决策权的独裁模式，也可以说是宋高宗及其绍兴体制留下的政治遗产。

澎湃新闻：宋高宗与秦桧联手确立的“绍兴体制”对士大夫政治是不是一个剧烈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虞云国：士大夫精英以儒学为立命之本，构成了官僚的主体，对现实政治天然有用世的热情，正是这种入世之心，整个官僚系统才得以有效运转。不过，士大夫官僚的用世心态与经世实践又具体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文彦博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一再为后人引用，可以视为北宋中期士大夫官僚对参与国家权力的政治自信，这与当时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专制集权的绍兴体制一经确立，既标志着宋朝政治文化彻底转向内在，也昭告着官僚士大夫对政治权力的能动分享实际上已经归零。一叶落知天下秋，对现实政治极度敏感的官僚士大夫当然心知肚明，不仅原先拥有的参政议政权已经剥夺殆尽，还随时可能遭到体制的整肃与贬黜，文彦博推崇的“共治”梦早已化为泡影，哪有实现的可能呢！

在传统君主政体下，士大夫阶层只有依附于君权才能有所作为。当君主官僚政体处于中央控制模式（the central control）的相对理想状态时，君权较自觉地接受权力制衡，士大夫官僚才有可能分享政权，管理国家。但绍兴体制确立的是D裁模式（absolutism），权相作为君权的唯一代理人，而且享有权力制衡的豁免权，尽管权相及其驱使的官僚门客身份仍是士大夫，却只在为独裁的皇帝治天下。在绍兴体制与其后年代里，尽管仍有少数士大夫官僚，依旧“以天下为己任”而敢言直谏，批判朝政的恶化，但等待他们只是冷遇、贬黜乃至整肃。更多的士大夫官僚只能采取喑默旁观的疏离态度，好在他们即便赋闲家居，仍拥有退为乡绅的经济基础，而优待士大夫官僚的祖宗家法也未改变，故而仍能在与官僚体制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安顿自己。而那些卖身投靠的士大夫官僚仍足以保证官僚体制继续运转，他们也得以从专制政治中分一杯羹。由此可见，“绍兴体制”对士大夫精英政治的冲击是致命的。

澎湃新闻：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指出：“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那么，在绍兴体制下展开的南宋政治对经济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不过，在绍兴体制下，南宋社会的经济与文化仍有其向前发展的那一面，当作如何解释呢？

虞云国：从长时段看，刘子健的论断，是深刻而正确的。即以南宋而论，尽管在后宋高宗时代，生产力仍在持续发展，海外贸易也有长足的拓展，商品经济依然生机蓬勃，城镇化进程继续前行。但所有这些进步，并未有力摇撼君主独裁模式的顽固内核，使其改变既定的路向。所以，在专制极权统治下，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体制的变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相反，政治体制，尤其中央政权的结构模式在传统中国总是决定一切的。君主专制集权王朝在外力打击下的政权更迭（例如宋元鼎革与明清易代），或者专Z统治出于政治考量而对经济政策的乖张改易（例如明清两代在海外贸易上厉行闭关政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领域的逆转或倒退。

然而，也应该承认，在以农业立国的帝制时代，只要国家政策与各级官吏在人民负担上不为竭泽而渔的过甚之举，经济或许是受政权命门波及最弱的领域（即便像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对当时整个农业社会的冲击也不是全局性的）。尽管在宋高宗朝君权统治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异，并影响了整个南宋政治史，但南宋历朝对北宋确定的主要经济政策未作根本性变动，兼之经济重心彻底南移，所以从总体上看，南宋社会经济的前行势头未见有明显的中断，反而仍有诸多值得称道之处。

前面说过，绍兴体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士大夫政治文化的领域。一方面，我们应该强调士大夫政治文化在整个时代中的核心地位与引领作用；一方面，也应该承认，绍兴体制下的思想控制毕竟还在前现代阶段，尚未如其后的D裁政体那样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达到全方位与全覆盖的程度。其他社会阶层（尤其一般市民与工商阶层）与文化领域（尤其与政治较疏离的文化范畴）尽管也能感受到冲击波，但波及的力度仍是有限的。正因如此，其他文化领域（例如科学技术、美术工艺等领域），在南宋仍有令人瞩目的不俗成就；依托于城市经济的持续繁荣，市民文化较之北宋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肯定这些文化领域在南宋继续有可观骄人的创获时，仍不难发现绍兴体制确立的政治文化基色对整个南宋社会与文化带来的弥散性影响。总的说来，相对北宋文化，南宋文化进取精神缺乏，气象不够阔大。难怪刘子健在比较两宋文化时强调，“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澎湃新闻：南宋与北宋的士风是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如何造成的？反过来，这种士风对政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虞云国：从总体上看，南宋的士风与北宋相比，确实大有差异。北宋士风的主调是激切昂扬、刚直明朗，南宋的士风则渐趋于圆熟周致、谨慎阴翳。当然，这种士风的差异从北宋徽宗朝至南宋高宗朝有一个推衍变化的过程，而南宋士风在不同政治生态下，在不同士大夫群体那里，还应该具体而论的。这种南北宋的士风差异，说到底，与绍兴体制确立以后，宋高宗为W稳体制、打击政敌，放任权相秦桧动用文字狱的手段，大规模整肃持异见的官僚士大夫，无情践踏他们的人格与尊严，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文字狱全靠深文周纳，专政者也唯有纵容诬告。面对这种残酷的政治生态，官僚士大夫先是试图将率直的抗议打磨成精致的批评，但随着迫H的升级与告讦的盛行，只能被迫噤若寒蝉，连细微的批评都不再发声。这与北宋立国后对官僚士大夫的宽松政策大相径庭，逼迫其中大多数退守到洁身自好的底线，随之而来的便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明显低落，关注政治与忧心国事的热情全线消退，到后来连远离政治雷区的纯技术议题也没有人吭声了。所以，在绍兴体制下，正如王夫之在《宋论》里所说，先是南宋高宗朝的士大夫官僚在秦桧专政下“群情震慑，靡所适从”，其后叠经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取天下之士气抑之割之者且将百年矣”。

士气的重创产生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还知道羞耻而自持操守的士大夫为避祸而禁声，致使正气不张；另一方面，鲜廉寡耻的那些士人反而因诬告或谄媚而如鱼得水，官运亨通，导致政风大坏。这种相反相成的政风，尽管以权相秦桧专政时期最触目惊心，却也持续影响了整个南宋：官僚士大夫惩于绍兴的前鉴，已少有人再为政权的长治久安而畅所欲言，整个官场弥漫着言不由衷、无所作为乃至见风使舵、阿谀逢迎的风气。从总体上看，南宋政风呈现苟且萎靡之势，已不复有北宋全盛期那种刚直劲挺的锐气。

在绍兴体制的阴影笼罩下，士大夫的文化心态与精神意识大受压抑与戕害，知识生产的环境与知识产品的质量遭致严重破坏，创造性学说与独立性思想也转入相对停滞状态。就总体学术而论，刘子健就认为，北宋“从百花齐放透过多元化以臻成熟”，南宋则“大多数学术研究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其中原因尽管相当复杂，但绍兴体制下这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

澎湃新闻：既然绍兴体制对整个南宋都有负面的影响，但其立国也有一百五十余年，抗御蒙元南侵竟达四十五年，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虞云国：就政权维持而论，南宋王朝有其成功之处。其中原因，不妨从多方面作综合性思考，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绍兴体制与政权模式的框架内。

首先，南宋立国的江南地区，在完成经济重心南移后，物产丰盈，经济繁荣，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发达富庶的地区，足以为生齿日繁的百姓提供必要的衣食保障。南宋当然不像某些“宋粉”讴歌的那样，是“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但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全面调整了生产关系，有研究者指出，南宋佃农在法律上与经济上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若无重大的天灾人祸，一般农民也基本能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

其次，较之北宋，南宋政权加于民众的负担，向来被苛议为重税，尤以南渡之初为筹措军费而征收经总制钱等附加税最为扰民。不过，整个南宋，农业上的两税，征榷上的专利税，商业上的商税，总体上仍在土地所有者、工商经营者可以承受的弹性限度内。即便经总制钱等附加税，随着和平实现与经济恢复，抗议之声也渐趋消减。这都说明，绍兴体制确立后，尽管宋孝宗也承认“税赋太重”，但政府对民众财富的掠夺攫取基本控制在他们尚能容忍的维度内。

再次，绍兴体制确立，许多士大夫或失望于朝政，或困顿于仕进，主动或被迫以乡绅身份下沉民间，以组织义役，创设社仓，建立义庄等形式，投身于宗族与社区的公益慈善事业，致力于地方秩序的重建，反而成为乡村社会中疏离国家政权的另一种协调力量，客观上对阶级矛盾与社会冲突有化解与消弭的功能，有效加强了南宋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最后，绍兴体制逆转了政治生态，感受最为直接也最为敏感的是士大夫官僚与精英，这是缘于他们更高层次的政治追求明显受阻；相对而言，下层民众与政治生态的切身关系较为疏离，他们休戚相关的是衣食温饱的生存权。自宋光宗以降，虽有庸聩之君，却无暴虐之君；与晚明相比，基层吏治也未污浊到全面失控，故而下层民众也少有揭竿而起的。在传统王朝的农业社会里，乡村的安定构成了社会的安定，农民的稳定确保了国家的稳定，这些正是南宋政权得以长期立国的基础。也许，没有来自蒙元的最后一击，还能继续延命下去。

至于南宋之能与蒙元的长期抗衡，若从南宋方面考察，有这么几点值得指出。首先，南宋政权凭借着当时中国境内最强盛的经济基地，其综合国力不仅能够支撑起与金朝的长久对峙，也足以支持长期抗御蒙元的军事开支。其次，尽管宋蒙双方早在端平入洛的1234年，已进入交战状态，但蒙古主力随即再次转向西征，南宋政权也充分利用这一相对间歇，改变此前与金一味求和的总政策，在战略上立足于防御，全面强化了东中西三大战区的总体防御战略。再次，南宋军队充分发挥火药武器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到宋蒙战争晚期才被蒙古军追平）与战船水军的战术特长（直到襄樊之战时，蒙古才用南宋降将之策，训练水军，逐步扼制了南宋的水战优势），兼之南宋在地理环境上占据山水交错的地利之便，在战术上立足于加固城防、联络声气，构建了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山城防御体系。最后，在与金蒙长期抗衡的防御战中，也涌现了诸如赵方、孟宗政、孟珙、杜杲、余玠、彭大雅、王坚与张珏等一批将帅之才。惟其如此，自端平入洛到厓山之战，南宋抗击蒙元前后长达四十余年，较之于蒙古军征服西亚与东欧过程中的战无不胜，其防御抵抗确实堪称顽强有效，从而也相对延长了南宋的立国期。

澎湃新闻：南宋毕竟只占据东南一隅，以您所见，在明清时代，能看到多少南宋的遗产？

虞云国：这个论题的内涵与论域太过丰富与宏阔，我迄今很难说有成熟的见解。不妨说点肤浅的感想。

严复有个论断也一再被宋史学者所引用：“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几道说的“人心政俗”，范围过于宽泛，时代也泛指宋代。刘子健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里却强调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不过，刘子健属于思想型学者，许多精彩独到的见地往往点到为止，未及充分的展开。他说的“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也许可以联系他的另一处论述来旁证：

分期该从各种角度来看。从经济，从君主极权，从科举官僚来看，唐末五代到宋初，是一个大变化。假定再从次要一方面来看，看官僚的政治作风，南宋也许是定型的关键期，以后各朝，始终没有改变这形态。这里面也许还有地理区域的关系。（《南宋的君主与言官》）

所谓“官僚的政治作风”就是政风，与我们已经讨论到的南北宋士风与政风的差异密切相关。而南宋政风的改变与定型，与绍兴体制确立的大前提下，专制极权的君主一方面动用类似文字狱之类的专Zheng大棒震慑官僚阶层，一方面圆滑地玩弄制度，娴熟地掌控官僚，都是显然息息相关的。这种极权君主的两手伎俩，我们在明太祖与明成祖，清代康雍乾祖孙三帝那里看得还少吗？因此，在黄仁宇所说的第三帝国的明清两代，自明太祖在《大诰》里颁布：“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过也”，科举官僚实际上都已沦为皇帝的奴才。而追根溯源，也许就可以追到宋高宗的绍兴体制，当然明清还有各自的创造性发展。

说到文字狱，宋史学者王曾瑜认为，绍兴体制下的绍兴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正规意义的文字狱”。这种以言论、文字与思想治罪的恶例一经开启，对帝制时代科举官僚与一般士人来说，不啻是一柄高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对他们独立人格的戕害与自由思想的摧残可谓贻害无穷。且不说宋宁宗朝权相韩侂胄在代行君权的情势下，为打击道学派政敌，便悍然罗织庆元党禁，堪称绍兴文字狱时隔半世纪的新版本。元朝最高统治者起自漠北，文治疏阔，未谙此道，只能视为过渡期。及至明太祖，便重祭这一利器，令朝野官僚士人无不重足而立。清朝康雍乾三朝，文治突过元朝，以文字狱慑服汉族官僚士人，不仅变本加厉，简直有一种轻车熟路的路径依赖。回顾文字狱的历史轨迹，为维护绍兴体制而大兴绍兴文字狱，堪称是恶劣的始作俑者。

在南宋留给后世的遗产中，尊为官学的程朱理学也是必须正视的思想遗产。理学在北宋创辟期间呈现出兼容思想、批判精神等原创活力，遂为传统儒学注入了新内容而构成新儒学的主流。朱熹在理学思想的集大成上有其不可取代的巨大贡献，在政治哲学上，他的“内圣”之学也仍以“外王”之政为其诉求的，企望回归君臣“共治”的理想。但这种形而上的理想设计一旦遭遇形而下的政治生态，在专制极权政体面前便不能不取退守之势。从宋宁宗晚期发端到宋理宗中期告成的理学官学化进程中，理学原先设计的“内圣外王”经世路径，便随之发生了由外向内的转向与断裂，鉴于“外王”空间在专制君权（在南宋中后期首先表现为权相专政的面相）的打压与拒斥下几乎为零，便使“外王”之道逐渐淡出，“内圣”之学日益凸显。而无论南宋当时还是其后王朝的专制政权，尽管一脉相承地都将新儒学（实际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学）尊为国家统治思想，却绝对不会真正推行新儒学的理想架构（仅仅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系统而已），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固化既有政治秩序、反省自身道德心性的那部分内涵。当理想建构的政治主张在专制极权下绝无可能“得君行道”时，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来；但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极权的变革要求，在独裁体制那里都是绝无可能的。这也是南宋原先正面的思想遗产在专制极权体制下终致变异的历史命运

虞云国：宋代的流言与管控 ——读《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发布时间：2020-03-24

导言

岁末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病人的生死、同胞的安危，无不牵动着我们的心。近期，我们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文章、笔谈，围绕和此次疫情以及历史上类似公共危机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复杂成因及后果，进行分析和反思，也将尝试在古今中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从人类曾经面临的各种灾难与危机中寻找镜鉴。

今日推送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的书评《读<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无论是在古代中国，或是在当下，信息通塞与否，都是评价政治清明的一条重要标准。政府对朝野上下“流言”的包容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本文中，虞云国教授从唐宋社会转型的视角切入，评述了宋代“流言”的生成与传播特点，以及宋代政府处理政治流言的各种手段。“流言”与审查制度视乎是一对相伴而生的孪生子，不过虞云国教授指出，“流言”并非“不确切”的信息。考察宋代史实，正是所谓的“政治谣谚”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出了北宋后期污浊的政治生态。

原文首发于“宋史研究资讯”公众号，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宋代的流言与管控

读《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文 | 虞云国

庚子正月，被迫宅居，在疫情与流言的胶着对峙中读毕网购的《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方燕著，中华书局，2019年11月；下引此书简称《流言》，仅标页码），从宋史角度试对这部新著略作评介。

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传播与管控日渐成为宋史研究的热点，邓小南教授就多次主持过唐宋时期乃至更长时段的信息渠道的讨论会与工作坊。当然，正如《流言》所说，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体制性信息渠道的传播与管控问题，“对非正式渠道信息传播的支配和管理的研究则较为忽略”，尤其对牵涉“民众集合行为、官民互动、区域活动”的流言现象及其“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缺乏较为细致的分析揭示”（47页）。流言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其特定的指向性、受众的广泛性、交流的匿名性、传播的变异性，既让听闻者不知所措，更令主政者深觉棘手。著者自述撰旨说，希望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今社会，就“流言的认识、预防、消解和控制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48页）。

除去绪论与结语，全书分为六章，首章论述宋代信息传播与政府规制，其后五章依次探讨了宋代流言的生发语境以及与政治经济、军事、边疆治理、灾异的关系。也许受制于《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主书名，就阅读感而言，第一章所论信息的外延略嫌宽泛，倘若适度简略既往研究相对深入的官方信息的职能机构、传播形式与管控规制等内容，直接聚焦于副书名《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也许更能凸显主旨。

毫无疑问，流言与谣言都属信息范畴。著者提醒，“学界对流言、谣言的界定不一，且无明确区分”，该书之所以使用“流言”这一中性概念，理由基于：“一是今人在使用谣言时词性色彩更具贬义，二是流言部分与事实相联系”，这是可取的。但其接着将“流言”解释为“一种经由私下的或公开的渠道所传播的有关人与事的未经证实的、不确切的信息”（8页，黑体为引者标示），窃以为“不确切”三字有欠精准，正如究竟哪一主体据何标准有权判处谣言一样，判断流言的“不确切”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故宜改为“不知确切”，庶几符合定义中性原则。本文也将在中性原则下讨论该书论及的宋代流言与政治应对。

一

《流言》给人最深印象之一便是史实搜罗的充实详备，这与宋代传世史料因印刷术普及在数量上几乎超过其前文献总和是密切相关的。然而，一个时代的流言力度及其频度，与社会历史之间必有错综微妙的互动关系。考察宋代流言，自应将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纳入视野。这一转型在诸多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宋代流言的历史背景，在流言的生成主体、传播方式与互动形态上呈现出时代的新特点。

首先，宋代承认士农工商“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嘉定赤城志·天台令郑至道谕俗七篇》），社会各阶层之间呈现出相对平等的趋势。阶级结构的深层变化导致包括流言在内的发声权也渐趋对等，相比其前其后的专制王朝，宋代舆情环境与思想管控相对宽松（当然也应区分不同时段的明显差异），尽管作为社会中坚与帝国精英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仍是引领舆论的主体阶层，但农民、手工业者与商人毕竟较之前代在法律上也拥有了发声权，同样可能成为流言生成的主体之一，将自己的好恶评判适时转化为流言而播扬于世，并经由文字史料记录在案。相对于前代流言往往聚焦于朝野上层，反映底层诉求的政治流言一般在社会大变动时才浮出水面，宋代流言更凸现其日常社会的众生相，也更具有社会史价值。

其次，宋代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在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诸领域，各阶层的劳动者通过契约合同确立主雇之间的劳动关系，期满以后都有权利双向选择而自主去留；士农工商之间的阶级流动也是时有所见的社会现象。选任制度驱使全国官员或赴任地方，或述职京师而仆仆于道路，科考制度定期催生了学子士人的定向流动，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商贸行为的活跃引发了行商走贩的频密流动。在前近代的传统社会里，这种社会流动的空前加强对流言的生成频度与传播速率都带来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再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宋代流言在扩散渠道与传播手段上都鲜明凸现了时代特点。借助印刷术普及，流言凭借着印刷纸媒而广为流传，例如，书肆发行的野史小说大受朝野官民的青睐，仿效邸报的民间小报也试水印刷手段。在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助推下，瓦舍勾栏、茶楼酒肆不啻是八方流言的交换平台，这些平台上敷演的说话、浑话、演唱、杂剧、影戏等市民文艺也成为流言的演绎手段与传播渠道。而在人流密集的城门通衢与人员流动的旅舍馆驿，无名揭帖与匿名题壁也是流言的常见形态。

最后，作为中原政权，宋朝在外部始终面对着北方强敌压境的严峻局面。北宋前期有宋辽战争，中期有宋夏战争，晚期有燕山之役与宋金战争等等；而整个南宋更是处在战时体制的阴云笼罩之下。尖锐的南北对峙，惨烈的民族战争，令朝野臣民长期处于焦虑惶惑乃至忧惧恐慌的心态中。而紧张的处境与不安的心态中对生存安全的渴望正是流言滋生最合适的温床。诚如《流言》第四章表明，军事流言之多正是宋代异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之一。

宋代流言的时代特点向统治者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课题，《流言》对其成功与失败两方面都有充分的揭示。

二

在政治文明上，宋朝较之前代确有进步，但毕竟仍是君主官僚体制，在评价其舆情环境相对宽松时，既应把握好尺度，更应区分不同时段政治生态的差异，考察宋代流言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如此。宋朝一般以疏导、利用与管制等多管齐下来应对政治流言。

先说疏导。在君主官僚体制下，最高统治者一般也冀望及时掌握准确全面的信息资源，藉以有效运转统治机器，规避滋生不利流言。宋朝中枢获取信息资源的方式可分常态渠道与非常态渠道。常态渠道即由各层级官僚申报相关信息。但作为信息申报的第一问责人，各级官员出于粉饰太平、迎合上司、维护政绩、推卸责任等仕途考量，往往弱化甚至堵塞正常渠道的信息反馈。《流言》以灾情为例，将地方官报灾失实分为缓报、谎报、瞒报、不报等常见形式（142页）。这些申报失实的类型，岂止限于灾情应对，也是任何专制政体下官僚系统司空见惯的常态。宋朝在非常态渠道上设计了另一套程序，以期避免常态渠道的梗阻壅塞，最终导致流言惑众而危及政权安全。宋朝允许吏民在理由充分与信息真实的前提下有权直诉与越诉。直诉分拦邀御驾（即拦阻皇帝车驾上告御状）、挝登闻鼓（赴京师登闻鼓院与登闻检院击鼓告状）与投书匦函（即投送举报信）等方式；越诉即在逐级上诉的常规之外允许越级投诉（143-146页）。在制度规定上，非常态渠道尽管为覆盆之冤的小民越级上告保留了权利，但据史料所见，虽偶有其例，却不宜过分渲染其成效。宋代应对流言的疏导之策，关键取决于两点。一是具体官员的吏治优劣。为政有德，正常渠道的信息反馈基本上及时有效；反之，正常渠道也会形同虚设。二是不同时段的政治生态。倘以北宋为例，政治生态相对清明的宋仁宗庆历、嘉祐时段（1041—1063），流言信息的反馈上达显然不能与宋徽宗政和、宣和时段（1111—1125）相提并论而混为一谈。

次说利用。在信息尚不透明与公开的情势下，流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鉴于流言往往成为公众表明态度、评价与诉求的舆情形式，统治集团在清醒之际也深知“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苏辙《栾城集·三论分别邪正札子》），从而倾听流言，掌握舆情，审察民心，改善政治。在健全官吏信息申报制同时，宋朝特许专司监察之责的台谏官拥有“风闻言事”之权，用意即在于此。所谓“风闻”，既指允许监察官员采择流言作为纠劾依据，也包括鼓励他们将流言上达中枢，“欲广采纳以补阙政”（《宋史·吕诲传》）。拙著《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曾论及风闻言事的利弊得失，关键仍取决于政治生态清明与否。另一方面，流言也总被最高统治者用为诱导公众情绪、意愿与倾向的政治手腕，以便勾兑兜售其政治预谋。宋太祖为黄袍加身而授意编造“点检作天子”、“契丹入寇”与“日下复有一日”等政治流言，以陈桥兵变一举夺得了赵家天下。宋真宗为强化皇位正统性，闹腾了长达十四年的天书事件，以致“一朝君臣如病狂”，正如著者所说，“实际上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由君臣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流言闹剧”（419页）。

再说管制。《流言》引英国学者戴维·巴特勒所说，“没有一个政府——无论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能允许大众媒介免受某种形式的规定或限制而自由发展”（2页），不言而喻，宋朝的管控当然是专制集权式的。整个宋代将卜筮相命、天文图谶等民间印刷物一概列为禁书，如有印版刻石一律追缴，“当官弃毁”；宋徽宗后期，类似规定也适用于秘密结社的“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 （131-133页）。及至秦桧专政，为绍兴体制而扼杀异议，藉国家权力来厉禁私史，诬之为“邪谋伪说”，独裁体制更倒行逆施地钳制舆情与整肃流言（参见拙著《南渡君臣·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形塑与他形塑》）。

宋朝对官方邸报必先行预审再颁定本，牢牢攥住公共信息发布权，不仅朝政机密，包括议论时政与事涉灾异，凡“被统治者视为敏感的或负面的信息一律受到官方的严格限制”（128-129页）。宋朝管制官办邸报颇见成效，对民间小报却十分头疼。小报所载多为邸报未报之事，由邸吏“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日书一纸，飞报远近，甚至公然绕街叫卖。小报消息，事后复验，“或然或不然”。南宋孝宗朝起，朝廷屡颁告赏，厉行禁绝，但终宋之世，小报却禁而不止。无论官民，“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134—136页）。由此可以推论两点：其一，经过严格过滤的邸报（即朝报）已远不能满足官僚士大夫的日常信息需求，足见宋朝舆情虽称宽松，公共信息发布机制仍不健全与透明；其二，小报信息真伪相杂，确具流言性质，却已然成为合法渠道之外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这些固然都是流言型小报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宋朝专制集权毕竟仍属前近代形态，尚未臻于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三

学界普遍认为，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结合新儒学 “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导思想，宋代已形成了一种“公议”，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制约皇权、伸张正气的积极作用。惟其如此，官僚士大夫才理直气壮地告诫皇帝：“公议，国家之精神”（《历代名臣奏议》卷152，牟子才《因灾异进对劄子》）。

《流言》则将公议分为两类，即传播士人之间的士大夫公议与传播民间底层的民众公议，不仅都“体现的是民意民欲”，而且都采取口头传播方式（105页）。结合两宋历史，公议也是流言的特殊形态，在我看来，还有如下特点。其一，无论何种公议，一方面可能吸纳了此前的流言成分，一方面也可能成为此后的流言内容。其二，两种公议的界阈并非绝对封闭的，士大夫公议中合理融入民众公议的因素，民众公议中接地气地再现士大夫公议的内涵，在宋代也都不乏其例。其三，在政治生态正常时期，民众公议也能经由士大夫官僚奏禀君主，作为集权政体治国理政的信息参考；而在政治生态恶化时期，即便士大夫公议也无可能上达朝廷，而被专权者或政敌斥为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其四，在宋代政治史中，两种公议的强弱曲线，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代换现象：政治清明时段，士大夫公议的有效峰值趋高，而民众公议的有效峰值趋低；而政治生态逆转时段，士大夫公议渐趋销声匿迹，民众公议却取而代之。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牟子才提醒宋理宗说，“天下有道，公议在朝廷；天下无道，公议在草茅”（《历代名臣奏议》卷312《论阴浊之症有类宣和者五事疏》），揭示的正是这一现象。

《流言》将民众公议归入信息的民间传播而区分为语言传播与非语言传播（非语言传播与民众公议关系不大，此不具论），语言传播下再分民间文学艺术、优词乐语与民谣谚语三种形态（109—121页）。优词乐语实际上也属民间文学艺术的范畴，故民众公议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民间文艺与民谣谚语。相对说来，宋代传世谣谚远较民间文艺丰富，在作为民众公议的流言研究上成果也更丰硕。这一研究，除了《流言》，值得一提的还有《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赵瑶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下称《谣谚》）。两书都将政治谣谚作为政治流言与民众公议的特殊形态，探讨其与宋代政治的互动关系。

政治谣谚是民间底层参与政治监督、表达民众公议的特殊舆情。有研究者指出，政治谣谚一般呈现“三级增长”的态势：第一级讽喻式，以戏谑讽刺为特征，但仍包含善意规劝的成分；第二级否定式，对原讽喻对象已不抱幻想而代之敌视态度；第三级行为式，底层民众已无法忍受，而采用“宣传行动的方式”（转引自《谣谚》367页）。鉴于上引两书主要是以逻辑框架展开的，这里且以政治生态逆转的北宋晚期为例，来探讨政治谣谚作为民众公议参与政治的表现方式。

宋徽宗即位不久，便以宫廷集权模式取代了其前权力相对制衡、运转尚称有效的中央控制模式，其政治统治“却是灾难性的”（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72页）。宋徽宗集团为强化集权模式，士大夫官僚精英被驱逐出朝，至迟政和初年起，刚直敢谏的官僚士大夫连正常参政的信息渠道也已名存实亡，士大夫公议更无从谈起。与此成为对照，作为民众公议的时政谣谚却空前活跃，以政治流言的特殊形态评骘时局，抨击朝政。

政和元年（1111），蔡京再相，童贯大用，天下传开了“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的谣谚，表达了民众公议对“二人卒乱天下”忧心如捣。政和三年，何执中趋附蔡京进位右相，约略同时高俅也升任殿帅，京城童谣纷纷传唱：“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兒荷葉在。”“穜蒿”喻指童贯，“菜”仍指蔡京，“羔儿”谐音“高二”（即排行高家老二的高俅），“荷叶”喻指何执中。谣谚中“打”“泼”“杀”“割”“吃”等动词爱憎分明，却仍出以谐音戏谑的讽刺方式。

而到宣和元年（1119），王黼与蔡京并相，朝政更加污浊，“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民谚直斥：“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曲洧旧闻》）。据《老学庵笔记》，次年杭州知州客席上竟“有服金带者数十人，皆朱勔家奴也”，就有民谣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最后一句似乎还为“赵家世界”惋惜，殊不知朱勔大兴花石纲逼反方腊，奉行的恰是赵官家的御笔。宣和五年，宋徽宗借“收复”燕山而大搞庆典，京师传唱开两首民谣。其一云：“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忻则忻，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其二云：“臻蓬蓬，外頭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政治谣谚表达出明确否定的民众公议：不仅侥幸入手的燕京势“不长久”，连东京城明年也将“不見主人翁”。诚如《流言》对此所论：“宋王朝已被掏空的内里又岂是表面的繁华能够掩藏得住的”（52页）。

靖康元年（1126）初，金军兵临城下，刚即位的宋钦宗屡下求言诏，但金兵北撤形势缓解后，便将河东等地抗金防务置之脑后，浑不顾金帅完颜宗望（二太子）可能再次南侵，却急于立太子，同时追究其前伏阙进谏请诛“六贼”的太学生领袖陈东，不久东京城内传开了“十不管”谚语，最后两不管即“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对朝廷“复沮抑言者”，打压言论空间，便有谚语怒斥：“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宋徽宗朝的年号钱在靖康改元后继续流通，但靖康、建炎间（1126-1130），虔州市上拒用宣和与政和的年号钱，称为“上皇无道钱”（《鸡肋编》卷下），将徽宗年号钱与“上皇无道”直接挂钩，把宋徽宗钉在“无道”的耻辱柱上。

北宋有过“入奏风谣受圣知”的承平期，无论奉命出使，还是任职州县，官员都有责任采择民谣、体恤舆情，所谓“风谣随处采，民瘼尽心求。报国机钤密，供吟景象幽”（王禹偁《赠采访使閤门穆舍人》）；“令尹求民瘼，行行听路谣”（许广渊《和徐令南新道中》）。及至政、宣之际，宋徽宗治下的政治生态极度恶化，言路闭塞，正气不张，“士人知朝廷意，亦不复上书”（《三朝北盟会编》卷96）。而政治谣谚作为民众公议即便近在京城咫尺，最高统治集团不是闭目塞听，就是置若罔闻。

相比宋代“祖宗盛时，以宽闳博大养士气”（《真文忠公文集·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二》），宋徽宗集团在应对朝野公议与政治流言上是彻底失败的。这一转变的深刻教训与不幸结局，正如宋史名家刘子健所指出：一切缘于“徽宗开始滥用皇权，最终导致北宋的悲剧性灭亡”（《中国转向内在》72页）。